思悠所在厂是国家重工业中的最后一个类型,但是轻工业中的第一块牌,说工资高倒是确买的。五十多年前每月比其他单位多二元五角钱,也是较可观的了。二年半学徒期结束,思悠的工资就比她妈妈还高。在第一个月拿到37.5元工資后,就把三十元给了她妈妈。剩下的她每天上班要在厂里吃饭,也需要朋友间的交往及其他费用。但家里不滿意,这时她家已搬到县城了,离厂五六里路,自行車可以每天回家,中班夜班前后会在厂里休息,在班上用餐。
当时我国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,除政治条件外,还要有两年劳劲锻练的经历,思悠是入围的,经过面试笔试后等待结果,结果出乎意料幸运儿是一个应庙生。对这明显的问题和不公,思悠不爽但不着急,反正每年都会招生,明天再说,可明年是她的闺蜜去了。
连续几年都没戏,都是陪衬,最后一次是中专招生。她的一个同事和校友去部队探亲回来,看到她还在厂里,就说:“思悠你怎么还没走?我以为回来见不到你了。”关系不错的还和她调侃:“如果实在没条件,那自己也心知肚明的,但每次象钓鱼一样的钓你一下,这算什么事?”
这事自己当时不知情,以为不公平,实质是政审不合格。这个原因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,直致二十多年以后她管了局的干部档案,看到了自己的档案才清楚,当时的政审结论写着:母亲及亲属参加过一贯道。想不到自己的老妈还有这个政治污点,才明白是事出有因不是不公平。幸亏后来这方面放开了,不然我和老公的组织问题都解决不了的,想想正是挺后怕的。
长期在这种环景里思悠的心情变得郁闷,以致慢慢体质也开始下降。但在不了解情况的人眼里,对此是会被忽略的,在他们看来已经是非常好了,工作轻松工資高,她自已有时也认为不错了,人不能要得太多。身边的人和以前在农村时不一样了,自己有着很多的短板,并寻思着能找到改变的可能,但常经历这些心情总无法好起来。
在这期间,思悠代表厂里参加了县里的工会工作者代表会议,她反正已经习惯了,不管柳暗还是花明,做自己该做的事,但令她大跌眼镜的是,到参加省工代会时却换成了同一車间的阿云。
有时想想也挺委屈的,遇上义务劳动,团支部活动,会议发言,都是别人不做她做。特别是全厂大会发言,记得思悠己结婚生子,产假刚过只上了几天班团委就找上门去,说:“几天后厂部开会,你的发言能有的Zꓶ放矢,还是请你准备一下吧。”她妈也想当时给来人闪脸子,想想不管怎样大家是邻居就算了。
不久思悠在工作上出事了。一次晚班注意力不集中,差点造成全厂停车,虽没有造成后果,但已经属于事故。心理压力很大,不知厂部怎么处理,要不要挨处份?后来他父知道后问起这件事,她什么也没说就哭着去厂里上班了。
在这种情况下,思悠在生活中也出现了不协调,问题出在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上。她用着父亲年轻时的自行車,一次下班后厂里包场电影,电影院离厂有六里多路,骑车走了不到一半车坏了,她只能推着车找到修車处,等修好車电影也马上散场了,当时政治挂帅厂部统一组织看的电影,是要求在班会交流观后感的,沒看电影当然无法交流。。
还有一次也是这辆車,当时厂里没有車棚,只能停放在宿舍楼下,因这車撑脚只有一边,只能靠着墙。下班去拿車回家車却不见了,就请几个人帮着找也没找到,她只想哭出来,后来发现由于调整宿舍,車被人移到了另一幢宿舍的后面,在十几辆乱七八糟挤在一起的一堆車中,慢慢在最里面边找到了,这辆車还为以后的不幸埋下了伏笔。
两年后的一个初夏,厂里整顿厂容厂貌,要求自行車都放进宿舍。宿舍在当时是少有的几幢二层楼,思悠住在二楼,居住在里面当时是条件不错了,但上班要把自行車从楼下推到楼上,下班要从二楼扛下自行车却是比较累的。后来在一次推車上楼时,出汗的手心滑脱了一下,爬水泥楼梯上身是向前躬的,車在向下掉时車的笼头磕在思悠的一只门牙上,牙齿咀嚼食物时是人的骨稍是硬的,但经受不了自行车笼头的撞击,不幸的思悠失去了一只门牙。尽管后来又是补又是重装,但总不如自己口腔里自长的。
思悠所在厂是国家重工业中的最后一个类型,但是轻工业中的第一块牌,说工资高倒是确买的。五十多年前每月比其他单位多二元五角钱,也是较可观的了。二年半学徒期结束,思悠的工资就比她妈妈还高。
在第一个月拿到 37.5 元工資后,就把三十元给了她妈妈。剩下的她每天上班要在厂里吃饭,也需要朋友间的交往及其他费用。但家里不滿意,这时她家已搬到县城了,离厂五六里路,自行車可以每天回家,中班夜班前后会在厂里休息,在班上用餐。
一天思悠上夜班白天在家,吃中饭时爸爸对她说“你妈妈每月收入不夠开销,做人做鬼的不容易,你把剩余的七元五角钱也拿出来给她吧,你平时就用中班夜班的补贴。”本来恩悠每月留那七元五毛钱,是想通过积蓄给自己买些喜欢的东西。主要是源于这样二件事:
其—是:在外地培训时每月工资是十四元,除了生活费还能有点积余,滿了十块钱她会寄回家。回来后有一次下午四点上中班前,一个住县城的同事刚到厂就说:“思悠,我邻居在你老家的布店剪到了漂亮的的确凉衬衫布,我还没去过那里,十二点下班后我睡厂里,你明天上午陪我去吧”。她说“可以的,反正有时间。”'
第二天又有几个人跟着一起步行直奔布店,因有人做长袖,有人做短袖,每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完成了任务。营业员认识思悠就问她:“你怎么不要?”她很尴尬只能说:“觉得花样和颜色不适合自己。营业员一下剪掉四、五段这种刚进的新产品,嘴巴张得合不拢,脸上的表情很夸张。你看到这里不要以为是生意好令他开心,那时就根本没有招俫生意一说,这种新产品是紧缺物资,能进到货不容易。营业员想的是:这布卖不了几天,没有新产品装门面了。
接着思悠就陪她们去了她家,因是星期天妈妈在,就让在家吃中饭,她们说“应赶回厂里吃了中饭休息,下午三点要上班的。”就赶紧回了厂。
其二是:一次”她看中了一种淡天蓝的冬季棉袄罩衫布,为了节省就准备回家剪了布让镇上裁缝做,估计在当时五块钱就能解决了。可她妈听说后却吐槽她钱不夠,并大发牢骚骂思悠只顾自己不体谅她,这事结果硬生生的沒做成。可在下次回家时,思悠妈妈却拿出一件深蓝色,以前称为士琳色的衣服给她,说是帮着剪了布请裁缝做的。思悠眼里这种颜色对四五十岁的人较合适,她欢喜的淡蓝色是当时的流行色,面对妈妈的越厨代疱,她无话可说只能接受,可这不是她想要的,而且每次穿上这件衣服就会引得她心情不好。
听了父亲的话,觉得如果答应了,那她以后不但什么都不能做,而且还会很紧张。但是她只能选择答应,性格使然,以至后来她工作五年都没有手表。
当时上海表是好的要一百二十元,钟山表是三十元,可思悠连钟山表也买不起。后来家里看着思悠的好多朋友家里生活条件不如他家,也都戴着上海牌手表,有的还是进口的。思悠在家也彼有微词,搞得自己在外人前太没面子了。家里觉得实在说不过去了,就好不容易咬牙帮她买了块上海表。
凡此种种,有时她也觉得自己夠窝囊的,如厂里每年设备大修,会战总要有点气势,與论方面等都应准备,明知她语言方面可以,但广播室播音员是轮不到她的,每年都是她的一个闺蜜,后来惹得大家都对她这个闺蜜有看法:凭什么她每年都可以不参加辛苦的设备建修?
到这时厂领导才想起思悠,让人通知她到厂部,找她谈话的是ʄɛɨ孙书记,他对思悠说:“今年你来播音吧,对这事大家有意见了。”事实证明思悠并不逊色,不明原由的人后来和她说:“嗽叭中声音变了,还以为是外面请来的人,声音很好听。”她清楚在特定的环境中,水平高低沒多大区别,她只能是替补。
刚好这时省化肥厂需要从厂里调二个人她报名了,当然告知了家里,父亲问她:“为什么?”她只说:“想换个环境。”但比她需要这个机会的人好多,后来去了一个家住安徽的转业军人,去了那里离家近好多。另一个是我朋友,父母在西藏工作。别人不说,就这两人他们肯定比思悠更需要这次机会,而她家在本地根本沒有理由,厂部不考虑她是正常的。